謝冕:“她在寫一個時代,一個結束了10年動亂、政治走向開明、人民思考更加獨立的時代。這是中國的春天——我們永遠記憶的偉大的80年代。”
  錢理群:“朱光潛心目中自有學術高峰的標準。但是今天,大量自我感覺良好而不知學術為何物的‘學者’霸占著中國的學界和講臺。”
  日前,三聯韜奮圖書館高朋滿座。德高望重、鬚髮皓白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謝冕、嚴家炎、孫玉石、錢理群,著名作家、雜文家陳四益,遠道而來的臺灣作家、評論家郭楓等,給北大中文系78級學子張曼菱的新作《北大回憶》帶來聲聲喝彩。
  張曼菱的導師謝冕一口氣讀完了此書。他動情地說:“我覺得張曼菱不僅是在寫師友、寫學校,而是在寫一個時代,一個結束了10年動亂、政治走向開放開明、人民思考更加獨立的時代。這個時代是相對寬容的,這是中國的春天,這就是我們永遠記憶的、永遠懷念的、偉大的80年代。”
 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,恢復高考後的燕園站在時代最前沿,到處是勃勃生機。作為一名頗具傳奇色彩的北大才女,張曼菱在書中回顧往事,剖析了北大的傳統與精神。張曼菱的經歷使之占據得天獨厚的資源,“能書他人所不能書”。在這部二十幾萬字的散文集中,張曼菱從剛入學時的“燕園春潮”寫起,一直寫到她近年來對西南聯大歷史的追蹤,再現了中國解凍期的大學校園生活和彼時代氛圍下的知識分子風骨。
  這份回憶能訴諸筆端,緣起於2007年張曼菱與季羡林先生的一次談話。當時,季先生鼓勵她寫一本像《浮生六記》那樣的《北大回憶》,回顧20世紀70年末80年代初的北大。“這段歲月對於北大和整個社會都重要”,季先生說。翌年盛夏,遠在西南的張曼菱收到來自病榻上季老的掛號郵件。啟開是一頁宣紙,墨跡、印章赫然在目,“北大回憶”4個字,連寫兩遍,以為書封題字。張曼菱深感季先生此舉有其深意。這份期盼鞭策著她,使《北大回憶》最終問世。
  在張曼菱筆下,“那個年代”的學子們每天行色匆匆,為了民族的同一個理想發奮苦讀、追求真理;每日上課都要上演搶位大戰,教室里坐不下了,就敞著門,大家一直坐到走廊上,擠得汗蒸霧騰;倘有學生撰寫和傳播“非正式出版物”,學校則會叮囑,“如果被北京市公安局帶走,不要反抗,也別吵架,到那裡就靜靜地等著,學校會來領你們”。
  錢理群說:“張曼菱既敏銳地抓住了細節,又能夠穿透細節,挖掘出其中更忠厚、寬廣的歷史內容。”最打動他的是這一處:一天,張曼菱捧著朱光潛的一本美學著作在未名湖畔研讀。一位老者過來問她:“你在讀什麼?”“朱光潛的書。”張曼菱給他看了一下封面。老人不以為然地搖搖頭,說:“他的書沒什麼,都是從外國搬來的。要看就看原著,不要浪費時間。”當意外得知老者就是朱光潛本人時,張曼菱不禁大呼,“唯我北大朱先生也!”
  錢理群感嘆:“我讀到這裡震驚不已,數日內腦海裡一直迴旋著朱光潛先生的這句話。”錢理群認為,現代中國無大師,原因正如朱光潛所說,沒有多少自己的東西——而原創性正是成為大師最基本、最重要的條件。
  “朱光潛那一代前輩,就其學養和精神境界而言,完全可能出大師。但他們生不逢時,上世紀30年代小試鋒芒後就遭遇戰亂,接著又是連續30年的思想改造,到80年代可以坐下來做學問了,已是元氣大傷,無力再建構自己獨創的思想體系。但是他們還保持著清醒,有勇氣正視自己的不足。”
  錢理群說:“朱光潛先生讓人感慨之處不僅僅在於他的自知之明,更在於他心中自有一個學術高峰的標準。但是今天,再也沒有也不會出現朱光潛了。大量自我感覺良好,卻根本不知學術為何物的‘學者們’霸占著中國的學界和講臺。”
  在錢理群看來,張曼菱當年是把北大當作精神聖地,而今天相當多的北大學生是把北大當作成為人上人的階梯。
  書中,張曼菱認為離“北大精神”源頭最近的老一輩先賢——朱光潛、林庚、金克木、王力、朱德熙、季羡林等,是“給我們力量的狂飆的前輩”,是“我們的隔代親”;當時那些“中青年學者”——盧甲文、閔開德、謝冕、袁良駿、孫玉石、馬振芳、嚴家炎、袁行霈等人,則是張曼菱眼中的“守望者”。“隔代親”和“守望者”構成了當年北大的精神框架。
  書中對西南聯大歷史的追溯,也贏得了在座諸位大家的共鳴。西南聯大早在1946年5月4日便宣告結束,民族的文化血脈卻流淌了下來。張曼菱曾奔赴臺灣,進行了大量搶救性的採訪。這種思考也正是《北大回憶》的基點。
  張曼菱稱自己是布衣的女兒,但同時,心裡有一團火永生不會泯滅,“相信在座各位心裡也有這團火。”張曼菱說,這團火,就是一種堅持和境界,是她心目中,是每個知識分子應該追求的境界。  (原標題:《北大回憶》為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塑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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