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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謝冕：“她在寫一個時代，一個結束了10年動亂、政治走向開明、人民思考更加獨立的時代。這是中國的春天——我們永遠記憶的偉大的80年代。”
　　錢理群：“朱光潛心目中自有學術高峰的標準。但是今天，大量自我感覺良好而不知學術為何物的‘學者’霸占著中國的學界和講臺。”
　　日前，三聯韜奮圖書館高朋滿座。德高望重、鬚髮皓白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謝冕、嚴家炎、孫玉石、錢理群，著名作家、雜文家陳四益，遠道而來的臺灣作家、評論家郭楓等，給北大中文系78級學子張曼菱的新作《北大回憶》帶來聲聲喝彩。
　　張曼菱的導師謝冕一口氣讀完了此書。他動情地說：“我覺得張曼菱不僅是在寫師友、寫學校，而是在寫一個時代，一個結束了10年動亂、政治走向開放開明、人民思考更加獨立的時代。這個時代是相對寬容的，這是中國的春天，這就是我們永遠記憶的、永遠懷念的、偉大的80年代。”
　　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恢復高考後的燕園站在時代最前沿，到處是勃勃生機。作為一名頗具傳奇色彩的北大才女，張曼菱在書中回顧往事，剖析了北大的傳統與精神。張曼菱的經歷使之占據得天獨厚的資源，“能書他人所不能書”。在這部二十幾萬字的散文集中，張曼菱從剛入學時的“燕園春潮”寫起，一直寫到她近年來對西南聯大歷史的追蹤，再現了中國解凍期的大學校園生活和彼時代氛圍下的知識分子風骨。
　　這份回憶能訴諸筆端，緣起於2007年張曼菱與季羡林先生的一次談話。當時，季先生鼓勵她寫一本像《浮生六記》那樣的《北大回憶》，回顧20世紀70年末80年代初的北大。“這段歲月對於北大和整個社會都重要”，季先生說。翌年盛夏，遠在西南的張曼菱收到來自病榻上季老的掛號郵件。啟開是一頁宣紙，墨跡、印章赫然在目，“北大回憶”4個字，連寫兩遍，以為書封題字。張曼菱深感季先生此舉有其深意。這份期盼鞭策著她，使《北大回憶》最終問世。
　　在張曼菱筆下，“那個年代”的學子們每天行色匆匆，為了民族的同一個理想發奮苦讀、追求真理；每日上課都要上演搶位大戰，教室里坐不下了，就敞著門，大家一直坐到走廊上，擠得汗蒸霧騰；倘有學生撰寫和傳播“非正式出版物”，學校則會叮囑，“如果被北京市公安局帶走，不要反抗，也別吵架，到那裡就靜靜地等著，學校會來領你們”。
　　錢理群說：“張曼菱既敏銳地抓住了細節，又能夠穿透細節，挖掘出其中更忠厚、寬廣的歷史內容。”最打動他的是這一處：一天，張曼菱捧著朱光潛的一本美學著作在未名湖畔研讀。一位老者過來問她：“你在讀什麼？”“朱光潛的書。”張曼菱給他看了一下封面。老人不以為然地搖搖頭，說：“他的書沒什麼，都是從外國搬來的。要看就看原著，不要浪費時間。”當意外得知老者就是朱光潛本人時，張曼菱不禁大呼，“唯我北大朱先生也！”
　　錢理群感嘆：“我讀到這裡震驚不已，數日內腦海裡一直迴旋著朱光潛先生的這句話。”錢理群認為，現代中國無大師，原因正如朱光潛所說，沒有多少自己的東西——而原創性正是成為大師最基本、最重要的條件。
　　“朱光潛那一代前輩，就其學養和精神境界而言，完全可能出大師。但他們生不逢時，上世紀30年代小試鋒芒後就遭遇戰亂，接著又是連續30年的思想改造，到80年代可以坐下來做學問了，已是元氣大傷，無力再建構自己獨創的思想體系。但是他們還保持著清醒，有勇氣正視自己的不足。”
　　錢理群說：“朱光潛先生讓人感慨之處不僅僅在於他的自知之明，更在於他心中自有一個學術高峰的標準。但是今天，再也沒有也不會出現朱光潛了。大量自我感覺良好，卻根本不知學術為何物的‘學者們’霸占著中國的學界和講臺。”
　　在錢理群看來，張曼菱當年是把北大當作精神聖地，而今天相當多的北大學生是把北大當作成為人上人的階梯。
　　書中，張曼菱認為離“北大精神”源頭最近的老一輩先賢——朱光潛、林庚、金克木、王力、朱德熙、季羡林等，是“給我們力量的狂飆的前輩”，是“我們的隔代親”；當時那些“中青年學者”——盧甲文、閔開德、謝冕、袁良駿、孫玉石、馬振芳、嚴家炎、袁行霈等人，則是張曼菱眼中的“守望者”。“隔代親”和“守望者”構成了當年北大的精神框架。
　　書中對西南聯大歷史的追溯，也贏得了在座諸位大家的共鳴。西南聯大早在1946年5月4日便宣告結束，民族的文化血脈卻流淌了下來。張曼菱曾奔赴臺灣，進行了大量搶救性的採訪。這種思考也正是《北大回憶》的基點。
　　張曼菱稱自己是布衣的女兒，但同時，心裡有一團火永生不會泯滅，“相信在座各位心裡也有這團火。”張曼菱說，這團火，就是一種堅持和境界，是她心目中，是每個知識分子應該追求的境界。　　（原標題：《北大回憶》為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塑魂）